国际市场接连走低 国内油价有望迎年内第五次下调

我们的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意识是在增强，但是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主体不习惯和老百姓一起平等做事，不习惯民主工作方式。

伦理话语在前，权利话语在后，后者的出现根源于前者不得彰显，即两者的并列关系。受到挑战只是安心层面的安亲。

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10]接力模式中潜含着私法意义上的契约论逻辑。在权利话语高歌猛进的时代，涉孝纠纷一旦进入司法的公共场域，把伦理话语与权利话语分别放在什么位置，便极易引起争议。同时，也只是规定子女要经常而不是必须于具体何时看望或问候父母，更没有对看望或问候的具体方式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涉孝纠纷一旦出现就表明，仅凭自然的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因而权利话语和伦理话语成为民众解决代际关系问题的两种备选方案。

因为父母选用权利话语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伦理话语。女人却只会跳井而成为贞妇烈女。所以，实质上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理论是实践性的，要么实践是理论性的。

而且，它也会同政治理论联系紧密，因为后者关心的是什么是公共善（public good）的问题。[56]关于一般法理论与个别法理论的区别，请参见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239-244. [57]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说：虽然在个别法理论中必然会包括一般法理论的内容，但是在理论上，一般法理论仍然具备独立存在的基础用一种类似的调整方式去规范社会关系时，要求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范围一般比较狭窄，否则制度设计便会失去针对性。那么是何原因让冯先生修正了自己原先的上述逻辑，对包括冯氏表述在内的法域社会法进行批评呢？回答是：否则会让官方违反逻辑。

以权利、义务为特征的立法只有四部类：民商法是私法，行政法是公法，基本上没有争议。[18]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以公法与私法融合为特征，以保护弱者为目标，并无人质疑，真正存疑的是带有综合性质的经济法。

[42]纵横统一论的代表人物是B.B.拉普捷夫，他指出：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横向的和纵向的经济关系的统一，就是所有这些关系中的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的结合。冯先生则认为，社会法蕴含生存与发展双重理念，除了官方的表述外，从具体范围看，中国社会法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关注城乡差别、贫富分化、下岗失业、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努力响应社会发展的法治需求。[7]那么，将社会法说成法律部门，官方就不违反逻辑了吗？在冯先生的表述中，宪法、行政法、刑法是法律部门，而公法才是法域。三分法现实的分与综合法可能出现的统，三元法律结构与一元法律结构两种思维存在冲突。

马穆托夫也指出：不论是纵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都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方面的有计划的直接社会关系。这种改造的核心是借助宪法的公法特性，使社会法公法化，从规范部分社会转向规范全体社会。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彼此耦合，直至无法分辨清楚。从谢先生与冯先生的研究看，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及部分社会+全体社会两者整合出来的社会权利，几乎可以将所有的法学研究领域一网打尽。

那种兼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及有别于公法和私法，属于社会法范畴的表述是一种典型的广义社会法表述，而且主张将第三法域命名为社会法。学说上的模糊，既可以适应被动收缩，也可以适应被动扩张。

冯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对：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39]如果说传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老弱病残的济贫问题，那么劳工问题、消费者问题、妇女问题、环保问题则是一种更为现代的问题。

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来源于苏联的纵横统一论[42]较典型地反映了那种统的思想，说到底是纵向关系统帅横向关系，这种理论的出现与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公法一元法律结构有关。正如冯先生所强调的：‘社会法一词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并非中国所独创。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笔者也是看到冯先生的文章后才知道其对于法学共识有了新理解，对于冯氏表述已改持批评态度。与公法、私法并列存在的还有社会法、经济法。从《论经济法的国家观》[19]、《略论经济法学的视角转换》[20]的标题便可看出，笔者在经济法独立的语境下提出问题。不过近几年，社会权的可诉性问题研究逐渐升温，并以证成社会权的可诉性为学术使命。

[52]社会法是要消除契约带来的不平等而非取消契约。当经济法在—定程度上实现视角转换，社会法与社会性法本身会以广义社会法为原理建立起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

就公法研究而言，我国在制定一系列行政法时，并没有因为当时存在大量的经济管理法的内容而搞中义行政法。后一类立法从国家划界上从属于经济法。

在这个框架中，法律体系的内容被划分为几大部类。但民法研究并未被这一国家立法部门的划界所束缚，从而收缩范围搞中义合同法，更没有转而去研究其他公法内容。

对于中义社会法，冯先生概括了陈海嵩、郑尚元、李昌麒等人的三种观点。对比两位学者的观点，除了官方宣布所包含的内容外，同样都是生存权+发展权的概括，但两者菜篮子里放的内容并不相同。通过两组比较后才得出了劳动法有别于公法和私法，属于社会法范畴的结论。而在冯先生看来，社会法只能是法律部门，而不能是法域，他将广义社会法称为法域社会法，并针对法域研究做出了回避了认识法律体系和界分法律门类的标准，扰乱了‘法律部门或‘部门法的传统法学体系认知框架和基本法学共识的批评。

这种汇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企业除了经济人格外，正在发展出社会人格，一种对于劳动者、消费者、环保承担责任以及反对歧视的社会人格。谢先生在官方表述之外加入了公民住房权、教育权、健康权、安全权等教育法、医疗卫生法和安全生产法。

这是比广义社会法更为广义的表述。我国官方定义的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特殊群体保护法、社会团体法等多个狭义法律部门，这些部门法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各异。

[54]在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弱势不具有经济性、社会性，这是一个较为奇怪的回答，学理限缩的牵强最终必然走向别人地、自家田的坦白，或者是对权力的崇拜。当我国法律体系由公法、私法、社会法这样分解式的三部类立法，与一个综合性的经济法组成时，就会存在两种研究方法，如果说三部类立法主要强调的是分，综合法有强调统的传统，在分与统的背后，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的分歧就在于社会视角与国家视角的区别。

这种问题需要整体解决方案。[3] （一）冯氏表述中的法律部门与法律门类 对于社会法，冯先生自己写入教材的精典表述是：现代劳动法兼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又有别于公法和私法，属于社会法范畴。[49]对社会权能否进行司法救济即社会权的可诉性问题，理论界一般持否定态度。（一）广义社会法研究中的社会视角 广义社会法是一种三分法的理论。

为什么只是加入这些内容，我们随便加入几项又如何？如迁移权、娱乐权、消费权、婚姻权、知情权、选举权，难道这些不是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应有的权利吗？当理论演绎到这种地歩时，实在有些太过于随意。李昌麒等人理解的第三法域由于既包括所谓的部分社会也包括全体社会，是一个比笔者表述广泛得多的观点。

[25]同前注[1]，冯彦君文。[53]当中义社会法假借对多部类立法肯定而对广义社会法否定时，强调这些要点仍有必要。

[16]参见傅旭：《为依法治国打下坚实基础——王维澄谈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日报》1999年5月26日第9版。中义社会法在建立理论体系的时候从学术领地出发，刻意建立一种中义的弱者理论，故意将消费者划出弱者的范围，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的，但消费者的‘弱与社会法的‘弱似乎也不尽相同。